曾仕强1935年出生于福建，其父是当时漳州华安一中学的校长。在启蒙教育阶段，曾仕强其受父亲影响极深，包括后来对《易经》的研读和阐释。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老前往台湾，专注于中、美、日管理及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比较研究。

曾老以《易经》哲学思想为基础对中西方的管理方式进行比较，以实践中中、美、日企业不同经营运作为案例对不同管理思想进行阐释和解读，以幽默诙谐的方式激发了大众对博大精深《易经》的探讨乐趣。

因其延用中国人潜在意识的“道法自然”解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让大众感受不同文化差异同时看到了国际环境和趋势变化，正如其1990年的预言，后被一一证实。然而，老先生却已经不在世了！

曾老1990年提醒：中国式管理将成为21世纪主流

曾老在1990年以《易经》中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为底蕴，以国家每经700年将大兴一次的兴衰规律为契机，以站在20世纪末看到21世纪将是资讯信息的发展时代为背景，预测21世纪中国式管理将名扬全世界。

从1984年甲子年开始，中国进入21世纪，将经历上元、中元、下元（1甲子年为60年，分为3个20年，分别是上元、中元、下元），在经历上元到2004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待经历下元2044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强国家。

这其中的转变被称为“世间一切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贸然看来好像有迷信的思想，然而根据数据显示这其中的变换却是富有科学合理性。

1950年代以“紧张忙碌”为特征的美国式管理全世界最好，到了1970年代以“辛苦劳累”为特征的日本式管理全世界最好，然而到了21世纪，伴随着全球化的不可逆性，各种矛盾交织混杂，只有中华文化能够化解和包容，故全世界的目光将投向中国，中国式管理将是最好的。

曾老1990年提醒：美、日式管理将落幕

曾老对20世纪以来全球的管理思想和方式进行研究概括：在20世纪50年代世界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的短暂修养生息之际，美国式管理是全球最好的管理模式。

因其在百废待兴的迷茫之际树立了明确的标准、制定了严密的规则制度、精确的计量方式，从而带来了高效繁荣的美国经济，使美国式管理成为世界各国争相学习模仿的对象。

然而当修养生息过后外在环境发生变动时，因“稳定、法制、专业”著称的美国式管理与以“自由”标榜的美国思想文化发生了矛盾，因寻求自由，能力过高的人受到现有法制限制得不到发挥，而能力过低的人不被信任重用失去机会，进而“因事定人”的管理模式逐渐萎靡，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接着到20世纪7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不到30年时间里，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本是伤痕累累处处受限，但其以“集体主义、重视团体精神、追求一致性”为核心的日本式管理带来了世界经济的奇迹，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有人说这是源于中国的儒家文化，然而根据其所处地理环境和历史特征——自古以来面临灾难频发、资源匮乏，人人都有清醒的认知必须紧密与大家团结在一起才能够生存下去，不如说是其独具特色的岛国文化。

比如，在传统的日本社会，每个村落相互独立信奉不同的神，没有超越所有村落之上的集团权力，即日本天皇也只是这个共同体的象征，也没有凌驾于这个集团之上的神。所以日本的集体主义、任劳任怨的管理模式是日本自古以来思想文化的结晶。

然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可逆性发展，资源和人力产生了全球化的流动，其原来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的模式，不能再适应快速、多元、交融的发展趋势，观察其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发展状况可见一斑。

曾老1990年提醒的中国式管理

首先，对管理一词需要澄清的是它并不是一门科学，而是因时因地不同而外在的文化和技术表现。如果是一门科学将是一种对真理的探寻和追求，就不能冠之以“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中国式管理”的说法，而管理最终是由人出发指向人本身，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不同时代不同地方民族的人又有差异和发展变动。

所以，管理是不同地区风土人情文化的外在表现。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同一地区的民族又有着独特的管理技巧性，比如美国注重个人主义、追求制度法治性，日本则注重集体主义、追求序列先后性，所以，管理又是一门可以研究利用的工具和技术。

其次，中国式管理是在不断的自我认识和实践中形成的。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探索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引进和试行了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欧洲式管理的方法和技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早实行市场经济，对企业管理的探索更加接近现代化。

然而，在实践中发现以“法治”为核心的美国式管理，处处充满“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精神，以数据和科学为标榜进行评判，强调个人价值和英雄主义，这不但与富有弹性空间的中国人情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与富有团结、谦虚心态的中国为人处事方式大相径庭，结果自然收效甚微。

而后在引进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日本管理模式过程中，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原团结紧密、因循守旧的团体已不能适应外在快速变化的环境，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积极主动性得不到发挥，市场活力不能被激活，并不是说中国人不能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只是中国人更讲究凡是要有度。

最后，追根溯源《易经》是中华民族哲学思想的最高体现，也是中国式管理的文化起源。由曾老概括中国式管理为修己安人的历程，管理的起点是修己，结果是安人，实现两难、兼顾、合理。两难即承认凡事都是相对有一些矛盾的；兼顾即把矛盾统一起来，以合理为原则来合理决策；合理即寻求各方满意，达成一致意见或结果。

伴随21世纪到来的是以互联网络为载体的高效、便捷、善变的信息发展时代，这无形之中加速了全球村的形成和世界大同思想的实现。

然而，这其中必然带来不同文化的冲撞和矛盾，历来不同的文化冲突都是通过暴力、战争解决，但在如今武器不断现代化、科技不断精细化时代，暴力解决冲突将是人类的自取灭亡。

只有富有强烈包容性、凡是追求合理性的中国文化才能以和平方式来化解不同民族发展中的矛盾，实现和平共处，共谋发展。所以，全球化现象在不可逆转的趋势下，以中华民族文化为底蕴的中国式管理将是未来的主流。

以上是曾老在1990年对中国式管理的阐释和解读，随着时间的经过被一一证实，然而老先生已于2018年辞世，无法亲眼目睹了。